中国水利现实的忧思与追问——评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作者:王晖  浏览次数:

(原载《文学报》201436日)

 

作为一名曾经的小说作家,陈启文近几年来转战于报告文学领域,成果颇丰,他的《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等长篇纪实指涉国之大计、国之要害,引人关注。近期,他又奉献出洋洋六十余万言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将写作的锋芒直指中国的水利问题和水危机。一般来讲,相对于小说等虚构文体,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即它的关注和描述对象),对创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题材上的指向,又往往能够反映出他的文体理念。总体而言,陈启文报告文学作品基本是对于当下中国问题的关注,诸如南方冰雪灾害、中国的粮食问题、水利问题和水危机等,它们毫无疑问是“硬题材”。可以说,敢于“碰硬”是陈启文非虚构写作凸显出来的鲜明印记,而如何“碰硬”,或者说怎样表述这些“硬题材”,则既是方法问题,也是“立场问题”。在陈启文看来,关注民生、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遭到轻视和不公正的对待,在这种状态下,“要恪守所谓公正的立场是多么难,要恪守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立场又有多么难。我也只能以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卑微之躯,努力地保持一种直面严峻现实的姿态。”以独立思考和独立调查的方式面对并不轻松也不娱乐的“严峻现实”,正是作家清晰的表现立场。从这一点上看,陈启文似乎并不是一个乐于“命题作文”和“歌舞升平”的人,而更像是一个“独行侠”,因为他写作报告文学的原则非常清晰,那就是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汉字负责”,并且“与任何写作对象都不能发生直接对应的利益关系”。我非常认同和感佩他的这种理念,我把这看作是作者对于世界报告文学经典作家写作理念的传承。虽然迄今为止我并没有看到陈启文有关这方面的文字,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出一个真正严肃作家对文体本性的基本感悟力。这种感悟力促使作家将“忧患意识”、“反思意识”、“问题意识”和“独立精神”灌注于报告文学的写作之中,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理念,最终达到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我们在《共和国粮食报告》等作品里已经初步领略了陈启文写作的这一特点,《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则是其进一步的延伸和强化。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有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密切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生态所频现的危机现实,写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警醒之作。单就描述江河生态和水危机而言,就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和《长江传》、哲夫的“江河生态报告”系列、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林樱的《啊,黄河……》、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等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关注中国日渐严峻的水危机和水利问题,体现出作家们的责任意识和忧患之心。在这些以中国当代水危机和水利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当中,如果从篇幅的宏大、描述范围的广阔、涉及问题的深入等方面来衡量,陈启文的这部《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应该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与厚重之作。在书中,作者以七章内容对纵横中国的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以及大运河等主要水系的水利建设历史与现状作出俯瞰式的全景描绘,同时也揭示出这些水系因为各式污染所带来的水源性或水质性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带给国人生活与生存的巨大困境。在纵横交织、时空交错、宏微相间的叙述中,作品不仅写出了关于中国水利和水情的历史厚重感、现实紧迫性,也写出了力求改变现实、迈向美好未来的信心与祈望。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既不是有关中国水系和水利的面面俱到的教科书,也并非《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学版,而是有其独特叙述视角的纪实报告。作品将中国主要水系的水利建设历史及其现实状况的调查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致力于真相的揭示。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分别以“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和“长江的追问”为题,对中国两大母亲河的水利工程做出详尽描述。在自西向东(即由源头到入海口)的叙述顺序中,作者聚焦黄河或长江上每一个节点的主要水利枢纽工程,描述工程建设的今昔及其利弊得失,并特别倾力于揭示那些身处历史迷雾之中的事件、问题和现象,譬如黄河上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三门峡水利工程问题,花园口事件,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与长江流域的“江湖博弈”等,力图在充满现场感的作者的田野调查中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这些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作品还将中国主要水系因水污染造成水危机的问题穿插其间,将水、水利、水污染、水危机等诸多令人纠结、困惑,甚至是两难的问题详尽道出,直陈与反思现行水务管理体制的利弊。如果说,作者对于黄河、长江和淮河的水系的描述,主要着力点在揭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经济建设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那么,对松花江、黑龙江和珠江流域的描述,就倾向于对工业污染所造成的水危机问题的揭露。而这些揭露的背后其实都透射着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思考。

对一个有思想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现象的描述仅仅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捕捉和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即有一个“追问”的行为与过程。陈启文对于中国水利和水危机问题的叙述不能说不系统不全面,但我更欣赏其在《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中所表现出的对水利伦理颇具个性和力度的认识。作者认为:“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之命脉,家之命脉,一切生命之命脉。”“所谓水危机,说穿了,其实就是人类与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水利,不止是对人类有利,还要对水有利,对人与自然都有利。这才是水利的完整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把人类与水的冲突最小化,以臻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和谐,即对称,对等。这就要求人类必须重新以敬畏之心面对自然江河,向自然河流做出一些让步,放弃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确立以人为本、又以自然为主体的现代水利伦理。”在此,作者超越于现象描述,把握住了问题的核心。这是对于水、水危机和水利内涵的比较充分的阐述,对于水与人的关系的明确界定。其倾向性当然十分明确,那就是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保持、修复,最终实现包括水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保住了水的健康生态,就是保住了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命脉”。这样一种对水利伦理的个性化阐发,还充分体现出作者更为高远的哲思,即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即实现其主体自由为目的,思考和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关注和警醒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与此目的相悖理的缺失,反思和批判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以及人性中急剧膨胀的私欲,警惕和预防人类非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对中国水利和水情的忧思与追问,无疑是陈启文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问题报告文学”。值得欣慰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问题”的揭露,也没有表现出悲观与绝望,而是在揭示真相、正视事实的同时,写出信心和希望。譬如书中写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对水利和水危机问题纳入重大关切的视野——2011年中央发出六十年来第一个以水利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国家对水利的宏观布局将出台科学治理的新政、颁布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作品对于“民生水利”样板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誉之为“治黄历史上的一座丰碑”的赞叹,对古老大运河进行扩建与疏通、进而重新成为连贯南北五大水系大动脉的肯定,也都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水利和水情的乐观前景。作品的诗意抒情与写实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以信心和希望为要素的乐观。《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的每一章所展示的大多是严峻的水情现实,但在每章的开篇都有一段极富诗意色彩的抒情文字,用以表达作者对于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深切之爱,而这些文字又使得关于水利和水危机的“硬题材”的表达获得了某种张弛有度的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