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船头的眺望者

作者:陈歆耕  浏览次数:

                                   (原载《新民晚报》2014年3月30日)
 
    近期空暇一直在读作家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新著《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这部书够沉重的,沉重不仅仅因为长达60多万字,将近600页,更因为书中提出的问题,时时让人在阅读中感到太沉重。许久没有读到如此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似乎就应该远离“轻阅读”,它与娱乐、调侃、搞笑几乎无缘。因此,这类文本,即使优秀作品也与当下流行的时尚相背离,是让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想起优秀报告文学名篇《绞刑架下的报告》,你能笑得起来吗?
    还是在一年前,就知道作者正在写作这部书。他的野心够大的,要把影响整个中国生存的“命脉”——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做一个全面的梳理、考察和调查。这里涉及到中国大陆所有江河湖泊,从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到大运河等等各大水系。想想看,要对这些水系做一个全面的田野式的考察、调查研究,需要多大的工作量?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作?在这么一个生活、时间碎片化的时代,要做这么一项调查,只要想想,就让人生畏。陈启文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调查和写作,仅从这一点就让我心生敬畏。从书中,我时时读到他身心疲惫的感觉,如在很多处,作者下意识地流露出类似的语汇:“在接近知天命之年时,我走向……”等等,让我眼前时时晃动着那个背着行囊,跋涉在江河湖畔的中年汉子身影。他几乎是在用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在做这件事。当然,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乎殉道者的精神支撑,在接近“知天命之年”时,陈启文还能将这项调查坚持下去,并结出果实来。
    有论者将这种精神称之为“忧患意识”,或者说是“危机意识”。我认为,这部报告文学具有三重价值,一是生存地理意义上的;二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三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而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是涉及人类生存意义上的部分内容:对中国“水危机”的揭示。那些对古今各种水利工程利弊得失的夹叙夹议的分析,那些对因利欲过度膨胀而带来的严重污染图景的呈现,无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有西方研究水生态的人士提出危险的警告:“二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如果有人读了这样的文字还无动于衷,我只能说,大概大脑神经已经被酒精深度麻醉了。在读这本书时,有关长江入海口和黄浦江水质状况的文字,我读得特别仔细,因为我非常想了解自己每天喝的都是什么样的水,它从哪儿来?我确实从这里读到了我关心的东西,获得了过去闻所未闻的有关上海这座城市水资源状况的资讯。也因乎此,我要改变自己过去拧开水龙头,任其哗哗流淌的不良习惯。在洗浴时,也得尽量缩短时间,因为从这部书中我知道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同样也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书中写道:“上海缺的不是水,而是干净水。”“北京是典型的水源型缺水城市,而上海则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限于篇幅,我不想再谈这部书的自然、人文地理上的意义。其实,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更接近于职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的价值和文学的价值,在某些地方是很难截然划分的。乔治·奥维尔就把新闻也纳入广义上的文学范畴。记得美国独立报业的创始人、普利策新闻文学奖的设立者约瑟夫·普利策,对新闻记者的职能说过一段非常形象而精彩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为了我们的家园能够可持续生存,我们需要更多像陈启文这样的“时代船头的瞭望者”。

 

 

                         图片2.jpg

                                   (原载《新民晚报》2014年3月30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