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清澈的河流是否会如期抵达 ——读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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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兰

    近半年来,伴随着城市雾霾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的话题充斥着各种媒体的重要位置,也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不可回避的焦点。我们清醒地看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最早向社会发出了《伐木者,醒来》和《淮河的警告》那种振聋发聩的时代呼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二○一二年十二月,湖南作家陈启文继创作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后,又推出了厚重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从而实现了他的生态报告文学三部曲。

    陈启文出生于湖南岳阳乡村,经过多年的奋斗、打拼,他本来可以在家乡美丽的洞庭湖畔享受悠闲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被文坛所瞩目。正当人们期望他在小说、散文上能有更大的突破时,他却突然转身,投入到报告文学写作。有过报告文学书写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转身并非华丽的,意味着作者要为此付出十倍、百倍的身体和精神的代价。因为,报告文学直面社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有相当多的时候,作家会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权力者和利益者的压力,更多的是作家自我的心灵拷问。

    关于水利方面的写作,在陈启文之前,陈桂棣、徐刚、哲夫、高进贤等作家都进行了大量的写作,既然如此,陈启文为什么还要走别人走过的路,难道他会另辟蹊径,找到更新的角度,进行别样的思考?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阅读这部大书的。我很佩服陈启文,他在这部书中对我国的几大河流——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大运河以及内蒙古、东北地区的部分河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其采访路途之艰难、遥远,不是亲历者,是很难想象的。很荣幸,在二○一二年七月,我和黄亚洲、肖克凡、江浩、陈启文等作家曾一同到呼伦贝尔草原采风,当时,他即告诉我他正写一本关于中国水利方面的报告文学。在一个星期的采风中,我们一起看风景、访农牧民家庭,也曾共同漂流阿伦河。回来后,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为当地写了散文和诗歌。我没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旅行,启文竟然写出了本书中的《呼伦贝尔的忧伤》一节,共一万多字。文中的许多细节,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陈启文、黄亚洲等人被阿伦河水通身打湿后得意大笑的情形。尽管那笑声背后隐藏着写作者独自的忧伤。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命脉》一书第五章《大运河》一篇中,启文写到了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到东便门一段的通惠河以及与之平行流淌的凉水河。在通惠河和凉水河之间,就是我生活了四十余载的双桥农场。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到离家只有一二里地远的通惠河支渠里游泳。当时的河水还算清澈,每当暴雨来临,河水猛涨,河面上常有大量的漂浮物,如可以盖房子用的橼木,乡亲们尤其喜欢。还有密密麻麻的一尺多长的鲤鱼、鲢鱼、草鱼和一指多长的鲫鱼,于是,成百上千的乡亲带着各种捕鱼的网兜、鱼叉到河两岸捕捞,以致在接着的三两天,整个乡村到处飘溢着铁锅炖鱼的浓香。

    我在农场和其所属的乡镇工作了六年,亲历了乡镇企业的兴衰。我还学过畜牧兽医,许多同学在农场的渔场工作。而所谓的渔场,无非是把通惠河、凉水河的水流分引过来,围成几十亩、上百亩的鱼塘。更有甚者,有的渔场干脆用铁丝网把河流截取一段,就在里边养鱼。其中,一条紧邻凉水河的河流叫萧太后河,传说当年萧太后在巡游时,不小心将插在头上的金簪掉进了河里,便下令成百上千的人日夜打捞。结果,金簪没找到,却把河流搅成了金绑铜底。可惜的是,今天的萧太后河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之所以写出上面的记忆文字,无非是想说,我的生命与京杭大运河紧密相连,与中国水利关系紧密相连。过去的美好,我在二十年前的散文《河流已经如期抵达春天》中已经有了很好的描述。二十年后,我多次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但给我的影像却是物是人非。不,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也不是,人也不是了。三十年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所在的农场、乡镇也不甘落后,乘风而上,兴办了大量的造纸厂、印刷厂、电镀厂、水泥厂、铸造厂——这些工厂的建立,在当时确实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转移,让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不曾想到,多年以后,我们却遭到了环境污染的报应。当地的河流、土壤受到严重破坏,原来只需打一百米深的机井,现在要打到四五百米,否则水质不达标,根本无法饮用。当地的居民大量出现了癌症、肺病、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病症。至于我从小嬉戏游玩的河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通惠河、凉水河多次治理,也依然不可能养鱼捞虾,更谈不上通航再现昔日千帆竞渡的繁荣景象了。

    当前,中国大运河沿线几十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大运河能否申遗成功,二〇一四年就要揭晓谜底。我以为,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火如荼的今天,申报成功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看成各级政府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定要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到过拥有各种遗产的乡村,发现那里有相当多的农民生活得并不富裕,日子过得也并不幸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关注大运河申遗是否成功的同时,我更关心大运河申遗后我们的城市将何去何从。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看了陈启文的《命脉》后,我就想,这么宏大的题材,不知老百姓看了会怎么想。他们或许会说,国家大事自然要由国家领导去考虑,他们只关心——春天来了,清澈的河流是否会如期抵达他们的乡村。这,也许是陈启文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引自中国文化报2014-04-04第3版)